砂民主行动党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对砂拉越总理阿邦佐哈里日前在砂拉越商业联合会周年晚宴上，发表“不需要政党来监督政府”，并声称私人企业及相关机构可以扮演监督角色的言论深表担忧。
他指出，尤其在砂拉越州选举逐渐临近之际，砂政盟（GPS）政府不断灌输这类论调，不仅危险，更不符合砂拉越整体人民的利益。
“一个由政府自行决定谁可以监督它、以及如何监督它的制度，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监督。”
俞利文强调，他充分肯定私人企业、商界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必须清楚区分，提供意见与要求政府承担问责责任，是两回事。
他说，当商会或非政府组织提出意见时，政府固然应该聆听，但政府未必有义务回应，甚至可以选择置之不理。
然而，当民选议员在砂州议会提出质询时，政府就有责任在议会正式作答，并向全体砂拉越人民交代。
更重要的是，民选议员可以在议会要求政府披露公共开支、合约及政策决定的具体详情，而这些资料往往不是议会以外的组织能够轻易取得的。
他也提醒，许多私人企业的营运依赖政府发出的执照、准证及合约，因此，要求这些企业毫无顾忌、不偏不倚地监督政府，本身就是不切实际，也不公平的期待。
监督机构由政府自己人掌控，如何确保独立？
针对砂总理声称现有制度与机构足以监督政府的说法，俞利文指出，砂州现有监督机制不仅权力不足，也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问题。
他举例，砂州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PAC）目前由执政党州议员担任主席，反对党议员不但没有受委进入公账会，也没有参与州议会其他重要委员会。
与此同时，砂拉越监察专员单位（Ombudsman Unit）也必须向委任其成员的政府负责，当中同样没有反对党代表。
他说，当负责监督政府的人员本身就来自政府阵营，难免产生利益冲突，也令人质疑他们能否真正做到无畏无私、公正独立地履行职责。
更令人关注的是，监察专员单位的报告不仅没有向公众公开，甚至没有提呈州议会进行辩论，尽管当中可能涉及许多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
私人飞机与FWTA争议，执政党后座议员为何不曾追问？
俞利文指出，砂州议会过去的实际表现，已经证明执政党后座议员未能有效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
他说，包括私人飞机交易涉及的高昂开支争议、FWTA相关课题，以及其他公共财政问题，都是由行动党民选议员在州议会主动提出质询，而不是由执政党后座议员揭露或追问。
他强调，倘若州议会没有反对党，这些涉及公共资金及政府决策的重要问题，恐怕连被提出来讨论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要求政府作出解释。
“如果执政党后座议员真的足以监督政府，为何这些重要的财政问题，偏偏要由反对党来揭露和追问？”
他认为，砂总理所谓依靠执政党议员及现有机构监督政府的论调，与州议会的实际情况存在明显落差。
英国、加拿大、印度乃至国会，都保障反对党监督权
俞利文指出，成熟民主制度之所以重视反对党的角色，正因为真正的监督不能单靠执政者的自律，更必须具备制度性的制衡。
例如，英国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过去逾百年来一直由反对党议员担任主席，反对党更获安排特定议会日，决定部分议会辩论议程。
加拿大的国会规则同样规定，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须由官方反对党议员出任；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也一直实行由反对党领导公共账目委员会的制度。
他指出，马来西亚国会自2018年希望联盟执政时期落实改革后，同样开始由反对党议员担任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
即使是经常被视为良好施政典范的新加坡，其国会也设有反对党议员席位，并通过宪法机制保障最低限度的非执政党代表比例。
他反问，既然马来西亚国会都能够落实由反对党领导公账会的改革，为何砂拉越州议会不能效仿？
真正自信的政府，不应害怕反对党的监督
俞利文强调，砂拉越需要的不是一个只有单一声音、凡事由政府自行决定对错的州议会，而是一个能够容纳不同意见、接受质询，并确保行政机关受到有效监督的民主制度。
他认为，一个成熟的砂拉越，应当建立在良好政府与强大反对党相互制衡、共同推动进步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将反对党视为施政的障碍。
私人企业、民间团体及独立机构固然可以在各自领域发挥监督作用，但它们无法取代民选反对党在议会内所拥有的法定职能及民主责任。
“真正有信心的政府，不会害怕被监督，更不需要自行挑选谁有资格监督自己。”
俞利文强调，监督不是对政府的敌意，问责也不是阻碍发展。相反，唯有让不同声音在制度内发挥作用，才能及时纠正错误、防止滥权，并确保公共资源真正用在人民身上。
他呼吁砂盟政府以更开放及成熟的态度看待反对党的角色，进一步强化州议会的监督机制，并以透明、问责及良好治理为施政基础。
“一个真正强大的政府，不是因为没有人敢质疑它，而是因为它经得起人民及民选代表的监督。”
